如何跨越“老龄化陷阱”？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挑战，但不是洪水猛兽。
很多人将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经济低增长，归咎于低生育和人口过度老龄化。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容易混淆问题的本末。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作为生产要素，劳动力与资本（机器）、土地一样都存在自然衰竭和边际递减的不可逆之势。
土地肥力随着耕种而持续衰减，机器随着运转而持续磨损，人的骨骼、大脑及神经系统亦如此。
劳动力、土地、资本（机器）不可逆地衰减（边际递减），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技术迭代。
当土地肥力衰减时，我们研制化学肥料，改进耕种技术和育种技术，提高土地肥力和生产率。
当资本（机器）衰减时，我们研制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取而代之，提高技术生产效率。
当人类面临自然衰减时，我们同样需要更新换代（包括同代和代际之间）。
让自己或下一代学习更多的新知识，掌握更多的新科技，通过技术、知识及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更少的人、更少的时间创造更多的财富。
芒格与巴菲特，两人年龄加起来超过了180岁，依然管理着如此庞大的资产，驰骋全球资本市场，这在100多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如今，父母不拼命生孩子，而是死命搞教育，让孩子写作业、学才艺，本质上也是在做代际技术迭代的工作。所谓养儿防老，让孩子学习知识，是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转变。
但能否降低制度成本是关键。
本文从生育、老龄化与教育之微观视角，洞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演进路径。
本文逻辑：
一、人口红利：中国制造的数量型增长
二、人力资本：中国智造的效率型增长
三、未富先老：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成本
1
人口红利
中国制造的数量型增长
人口老龄化遵循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走低，另一方面是寿命持续延长。
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终点，但可以控制生命的起点。当今人们用市场化思维安排生育之行为，决定了老龄化不可逆之大势。根本上说，老龄化是市场行为选择的结果。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走上演讲台脱口来一句：“生儿育女是投资耐用品。”台下哄堂大笑【1】（详见《婚姻经济学 | 不婚、不生、出轨、离婚，家庭会消失吗？》）。
在贝克尔看来，结婚生子都是一项精于计算的经济行为。这不难理解，“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便道出了生育经济学的真谛。
但是，在避孕技术未改进之前，人们对待生育无法挥洒自如。
在避孕套发明之前，性爱的怀孕概率，是人类无法掌控的。人类无法将性爱与生育分开，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生育儿女的数量。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运动。
每逢国泰民安、春潮涌动，人口便大规模繁殖，最终导致人地矛盾、粮食不足，频频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世界不少地方都有记载，在人口繁殖高峰期，人们不得不选择杀婴的方式来缓解饥荒灾害。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避孕套发明之后，避孕技术将性爱活动从生育本能中脱离出来。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尽情享受欢愉效用的同时，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或何时生娃。
所以，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它将人口生育，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如此，人口生育问题，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避孕套，将人类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拯救出来。控制了人口的无序供给，按照市场原则供给人口数量和质量，人类经济才真正避免失控之状态。
从此，人类生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2】（详见《避孕简史 | 一江春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当工资上涨时，人们愿意生育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劳动力供给。”
人类天然不是劳动力，人们生育的目的非常多，并不完全按照市场需要而生育。但是，当生育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时，人们更愿意为生育付出努力。
在数量型增长模型（技术水平保持不变）中，当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时，则发生规模经济。这时，投入劳动力越多，总产出越大，规模报酬递增，经济越繁荣。
例如，一条流水线（一亩地）：
投入2个劳动力，产出200单位，人均产值100；
投入3个劳动力，产出450单位，人均产值150；
投入4个劳动力，产出800单位，人均产值200；
投入5个劳动力，产出1500单位，人均产值300；
……
投入劳动力越多，产出越大，人均产值越高，即规模经济。
这就是“人多力量大”的经济逻辑。
图：数量型增长：人口红利、规模经济与中国制造
这种增长模式，我们称之为“数量型增长模式”。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技术几千年基本保持停滞，非常符合数量型增长模式下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这几千年，人类经济增长完全依靠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堆积。当人口、土地增长时，经济开始增长。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古罗马帝国，这些文明古国都是人口及疆域大国。在农耕时代，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呈正相关。
所以，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规模是数量型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依然是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维多利亚时代（1760-1900年）、美国镀金时代（1860-1920年代）、韩国江汉奇迹（1962-2002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二战后的德国、日本、英国，都是人口及劳动力增长最快时期，工业经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3】。（详见《低增长之谜 |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以英国为例。在16世纪以前，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均低于西欧平均水平。18世纪前半个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农耕时代的低增长一样。
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上升，1755年到1775年，英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0.5%。这个数据看似很低，但与过去及同期他国的零增长相比，已经非常突出。
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记录：“18世纪英国人口飞速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了居住条件，提升了人口生育率、存活率，以及劳动人口的数量及年限。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让英国人彻底摆脱了千年严寒，降低了风寒病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同时，农村人口迁移，也是英国城市人口及工业劳动力增加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情况类似。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1962-1976年的婴儿潮以及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迁移大军。
生育政策和人口迁移，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构成，中国数量型增长的关键要素。
所以，在工业时代早期，英国、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凭借人口的规模经济，带来大规模的数量型增长，创造了早期工业文明。
但是，规模经济并不会一直持续。
假如，一亩地上，投入1万个劳动力，结果会怎样？
产出可能不会增加，边际收益率和人均产值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不存在规模经济了。
那么，投入多少劳动力，产值最大？
当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规模经济达到临界点。再往里面增加一个劳动力，意味着边际成本要大于平均成本，也就是人加的越多，平均成本上升，人均产值下降。
所以，当规模经济达到临界点之前，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大量的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不断往其中投入劳动力，经济产值大幅度增加。
正如美国西部运动时期，广袤的西部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大量新移民加入西部开发，触发规模经济。
过去四十年中国制造业亦如此，全球市场需求庞大，中国劳动力富余，引进西方现成的流水线及技术，不断往流水线及制造产业中投入劳动力，触发了中国制造的规模经济。
当越过规模经济临界点后，劳动力投入便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在农耕时代，人们无法控制生育，一旦越过规模经济临界点，人地矛盾就会出现，人们不得不选择杀婴来控制人口，饥荒、瘟疫和战争亦不可避免。
当规模不经济时，人类反复踏入无序生育、存量厮杀的历史暗流中。
但是，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类在规模经济临界点到来时，便可按市场原则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生育及教育选择。当制造业规模不经济时，人们自然会降低生育的意愿，或者劳动力不愿意再投入到制造业中。
中国制造业便是越过了规模经济临界点，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制造业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产能过剩，更多的劳动力不愿意加入制造行业。
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增加，成本高企，边际收益递减，数量型增长失速，中国制造进入规模不经济期，该如何突破呢？
2
人力资本
中国智造的效率型增长
避孕套的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妇女通常会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如今这个数据下降到1.8以下。
但是，这一下降过程并非盲目的，而是“精于计算”的。
当制造业越过规模经济临界点时，人们会降低生育意愿，然后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我学习以及孩子的教育上。
当然，从生育养育，到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是一个十几二十年的长周期。人们未必完全按照理性预期选择生育，但大体上遵循有限理性行事。
中国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如今制造业产能，劳动力价格上涨，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更多的生育或加入制造业大军。
主要原因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幅度上涨，而养育的边际效用却呈现递减【4】（详见《人口经济学 | 生娃这事，经济学家都搞错了》）。
一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直接成本容易理解，生儿育女需要的直接费用，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时间，等等。
当然，有人可能提出，收入越高的家庭，生育成本的支付能力越强，生育率应该越高。其实，结果恰恰相反。为什么呢？
因为生育还存在一个关键影响因素，那就是机会成本。
当你的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假如月收入3万元，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是3000元时。收入较低时，生育的机会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职业上升期，在高收入时期，不愿意生娃，或将生育计划推后。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递增，反过来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
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如此，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经济条件好的女性即使不用上班，也会有其它需求，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诗与远方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相反，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可能要大于职业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
二是养育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在育儿上也是成立的。
多生育、长期带娃，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若二胎递减不够，则再生几个，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受家庭条件影响。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下同）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稳定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
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如此，人口老龄化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人老了，干活的人少了，一个人养多个老人，经济怎么发展呢？
我们先从家庭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国家层面。
当制造业越过了规模经济临界点，假如你是父母，会怎么选择：多生育，还是少生育？生五个工人，还是只生一个孩子，将其培养成为一名工程师（或知识工作者）？
在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期，大多数人会选择多生育工人，如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可能现在人体会不到这种感觉，认为怎么也是培养工程师啊。
回到二三十年前，很多家庭选择让孩子中学毕业即进入社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从小就让其刻苦学习，好好培养其成才。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工程师）的成本是极高的，大多数家庭都承担不起。而中学毕业即让孩子进入工厂打工，便可为家庭增收。显然，后者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理性、划算的选择。
但是，当制造业进入规模不经济期时，更多家庭愿意少生孩子，一方面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提升自我，另一方面是将更多时间和金钱用于单个孩子的教育——希望培养成为工程师、设计师亦或是知识工作者。
这就是通过少生优生来增加边际效用。
不少父母会在二胎（三胎）和一孩（二孩）优育之间做认真或不经意的权衡。如果二胎带来的效用大，则会选择生育二胎。
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会倾向于少生。他们会选择培养好现有的孩子，从现有孩子的教育、成长、陪伴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在中国，如果多生一个孩子，需要多一个房间、多一份教育培训费、多一份精力，养育费用很高。养娃的规模效应很低，很难标准化生产、养育，边际成本极高。这些费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许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长。
父母为何会选择少生育，而将精力和金钱集中在现有孩子的培养上？主要是考虑到，让现有的孩子更具有生存能力——比如，成为工程师，竞争力更强，家庭收入更高，为“养儿防老”加码。
生育选择从多生转向少生优生优育，从而推动职业竞争力和家庭收益增加，进而推动国家人力资本及技术水平的进步。
所谓“一叶知秋”，从这一微观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洞察到经济转型的轨迹以及突破老龄化困局的力量。
这一轨迹便是：数量型增长（制造业）遭遇规模不经济，家庭选择少生优生，培养技术型、知识型人才，从而推动经济技术升级及经济结构转型。
家庭生育的意愿及边际效用改变人口结构（老龄化）及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技术水平发生改变，从而打破了规模报酬递减困境，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数量型增长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在这个前提之下，随着劳动力的投入，经济定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也就是规模不经济、增长低迷。
而优生优育，提高了人口素质、知识及技术水平，改变了数量型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突破了边际报酬递减，重新恢复到了规模递增的状态。
这一过程被经济学家熊彼特定义为“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遵循熊彼特创新周期，当边际报酬递减时，一部分家庭提升孩子的知识文化，一部分企业家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最终依靠新知识、新技术实现突破。
老龄化其实在倒逼人口迭代，培养更高技术及知识的人才，创造更高的边际收益率，以养活更多的老人。
3
未富先老
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成本
家庭从生育五个工人，到培养一个工程师，这一微观角度揭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提出著名的“索洛模型”，他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替代性来解释这一转型。
按照索罗模型，劳动力的减少会对经济产出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替代率的大小。
比如，一家工厂因工资水平上涨而减少雇佣，企业家可能会改进机器设备（资本），提高效率，以应对劳动力不足及高工资。
又如，当制造业进入规模不经济期，家庭可能会选择少生育（劳动力），而多花金钱和精力将孩子培养成为“人才”（人力资本）。
索洛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还发现，在劳动、资本之外，还发现了“索洛残余”，即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价值。索洛认为，87.5%的经济增长，都与技术有关，即“全要素生产率”（TFP）。
但是，可惜的是，索洛坚持古典主义技术外生的观点，没有从资本和劳动中找到技术进步的内生因素。
经济学大师阿罗认为，索洛将大部分的增长归因于外生的不确定性的技术，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阿罗提出“干中学”理论，强调技术的累积性。经济学家舒尔茨则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内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到了1980年代，保罗·罗默在阿罗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的内生性，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舒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卢卡斯模型，也就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实际上从劳动力和资本中内生出科技、知识与人力资本，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及延续性。
新技术内生于劳动力和资本，这一点不难理解。
家庭强化对小孩的教育，让孩子读大学，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工厂则加大资本投入，引进机械工程师，改进技术，使用新工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假如一条流水线上50个工人，便达到最优产能。若再往里加入工人，则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人均产值下降。这时，如果加入一名机械工程师而不是普通工人，这名工程师改进了流水线工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么这条流水线又涌现了规模经济。
这就是技术改变边际报酬递减的逻辑。
但是，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从数量型增长到效率型增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转型升级，是一个艰难的历史性跨越。二战之后，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完成这一跨越，而转入“人口负债”，被低生育、老龄化、低增长拖累。
上面我们将生育视为一种市场行为，这一市场行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很低，甚至趋于零。
但是，现实经济中，市场的交易费用，尤其是制度费用极高。
受生育政策的限制，人口生育并非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自由选择，这导致一国的年龄结构及教育结构并非是平滑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陡峭的。
可能某个年龄段适龄劳动力很多，而下一个年龄段则出现断层。这就容易破坏市场的正常预期及选择，导致劳动力及人才与经济转型升级不相匹配。
当经济完成数量型增长，进入规模不经济时，往往需要改革制度，加大公共用品投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以帮助家庭、企业提升教育水平，培养人力资本。
极高的制度成本，可能导致一些家庭既放弃多生育，又没有能力和资源做到优生优育。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既失去了人口红利的优势，又不具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的优势，陷入低生育、老龄化、低增长的“未富先老”之泥潭。
若公共教育建设不足，尤其是基础科学严重缺失，企业无法在本国找到杰出的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打破技术瓶颈。由于人才的国际流通受限，如此企业雇佣人才的交易费用极高，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将边际收益曲线右移。
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存在这一共性问题。本质上，低生育陷阱、老龄化陷阱、低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制度陷阱。
保罗·罗默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必要的。不过，罗默的理由是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
他认为，知识外溢导致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不愿意在知识和技术创新上投入太多。因此，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现实中，打破公共用品的垄断，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垄断，比专利垄断和知识外溢更为迫切。
张五常先生说，经济学有一个缺环，那就是自由竞争缺少合约（制度）的约束。其实，不管是破坏自由竞争的私人垄断势力，还是交易费用极高的公共权力，都需要合约的约束。
只有降低制度成本，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及住房公共用品，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基础科学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保障家庭在生育、教育方面遵循市场原则，做到优生优育，培养人力资本，应对老龄化之困。
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低生育、老龄化陷阱，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能否从数量型增长升级为效率型增长，能否拿到发达经济体的入场券，关键看能否降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1】婚姻经济学 | 不婚、不生、出轨、离婚，家庭会消失吗，清和，智本社；
【2】避孕简史 | 一江春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清和，智本社；
【3】低增长之谜 |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清和，智本社；
【4】人口经济学 | 生娃这事，经济学家都搞错了；
【5】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王辉 杨卿栩，质量研究。
END
“原文阅读”
进入智本社
一个硬核学习社